流坡新闻
当前位置:流坡新闻 > 综合 > 70年中国减贫史如何书写?这个报告梳理清楚了

70年中国减贫史如何书写?这个报告梳理清楚了

时间:2019-11-14 17:08:56 人气:3329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减贫史,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就是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9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发布了《亚洲减贫报告》,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中国的减贫历史。通过这份报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人类历史上取得的巨大减贫成就是如何书写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普遍贫困。长期以来,温饱问题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议程的核心。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和农业技术改革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

以教育、健康和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为标志的非收入贫困的大幅度缓解是中国1978年以前减贫成就的主要方面,也是中国1978年以前减贫的突出成就。

1978年以前的发展为减少大规模收入贫困创造了条件。1978年以前农业部门在灌溉、农业机械、化肥、改良品种和其他方面的技术进步是1978年开始的与产出挂钩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一方面,教育和医疗保健的进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源;另一方面,自1978年以来,它极大地直接减轻了非收入贫困和基本公共服务供应的压力。1978年以前社会收入的普遍平等消除了结构性限制,为随后的经济起飞和大规模减贫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政治和社会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的扶贫斗争像暴风雪一样取得了胜利。

中国发展和减贫的轨迹是数学上的“渐进线”,而不是通常在后期“无法减少”的“L”曲线。

根据现有的国家农村扶贫标准,中国的贫困率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0年的12.7%。

此后,减贫速度开始放缓。这段时间也是减少贫困最困难和最艰苦的时期,因为此时的贫困人口是贫困程度最深、受多层面贫困影响最大的群体。

中国的贫困发生率随着人均国民收入下降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的人均国民收入和中国国家统计局。

在现阶段的减贫实践中,农业、工业、城市化和政府干预已成为三大驱动力,每一个驱动力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农业发展驱动的减贫

从1978年到1985年,农村地区的穷人人数从2.5亿下降到1.25亿。农村地区一半的穷人在七年内摆脱了贫困。农村贫困的缓解主要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下实现的。

首先,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村体制改革推动了农业的快速发展。其次,在改革开放之初,实行与产出挂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土地占有变得相对平等。同时,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平均分配政策使收入分配相对平等。随着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增长,广大农民普遍可以从中受益,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增加农业经营收入。

2.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的减贫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25亿下降到1990年的8500万,2000年继续下降到3200万。

在此期间,有三个主要因素推动着贫困人口的减少。首先,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进。1985年农副产品市场化改革后,1994年国家提高了粮棉收购价格,1993年至1996年政府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75%。同时,国家进一步完善农地使用制度,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将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建立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

其次,1985年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为农村减贫提供了农业以外的激励。1978年,各种社会和团队企业的数量约为152万,到1991年增加到1908万。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从1978年的2826.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282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7.3%,从9.2%增加到2000年的1.282亿人。从1985年到1990年,农民纯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乡镇企业,工资收入在全国农民家庭平均纯收入中的比重从1983年到1984年的10%左右上升到1990年的20.2%。显然,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乡镇企业在减少农村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扶贫效应开始显现。农村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就业,间接缓解农村贫困。据统计,农村和城市地区的移徙工人人数从1983年的200万增加到2005年的1.2578亿。农民工作收入的比例从1995年的33%增加到2005年的48%。

3.通过农村发展实现国家主导、有计划和有针对性的减贫

1986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级农村扶贫机构,开始了系统、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农村扶贫工作。1994年,国家颁布了《七年扶贫重点计划》,将扶贫目标分为三个层次: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教育、文化和卫生落后状况,实现从救济型扶贫向发展型扶贫的转变。

总的来说,1986-2000年的农村扶贫开发是一种针对贫困地区的区域性扶贫模式。其基本思想是通过特殊支持启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带动贫困人口的收入增加。这一模式与经济增长模式相一致,是一个与整体经济增长互补的减贫计划,因此被称为面向发展的减贫。

2013年,中国政府发起了一场精确的反贫困斗争。精确扶贫将保护性扶贫与发展性扶贫有机结合,在制度层面上整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创新一系列扶贫方式,将政策执行和评估整合为一个系统,形成迄今为止最系统的科学扶贫战略和政策框架。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实践。

自消除贫困运动实施以来,农村地区绝对贫困的数量和发生率大幅下降。该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1.6567亿下降到2018年的1 660万,贫困率从2010年的17.2%下降到1.7%。

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反映在收入贫困指标的大幅改善上,还反映在基础设施、教育、卫生和住房等贫困地区生产、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上。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贫困地区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或砖混建筑中的农村家庭比例为58.1%,比2012年上升18.9个百分点。平均家庭住房面积也比2012年增加了21.4平方米。没有饮水困难的农民比例为89.2%,比2013年增加8.2个百分点。贫困地区设有文化活动室的行政村比例达到89.2%,设有卫生站(室)的行政村比例达到92.2%。贫困地区有电的自然村接近全覆盖。84.7%的农民自然村方便上幼儿园,88.0%的农民自然村方便上小学。

新时期扶贫工作取得如此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一系列扶贫制度创新,这些创新都是准确的反贫困斗争。

一是创新扶贫领导机制和资源动员机制。长期以来,政府主导是扶贫的基本模式。自扶贫项目实施以来,中央政府把扶贫工作放在各级政府工作的首位,为克服各种结构性制约因素提供了制度供给。这种新的制度供给在筹集扶贫资源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据统计,2017年,贫困地区(832个县)包括重点扶贫县和毗邻贫困地区贫困县共收到扶贫资金4419.5亿元,比2010年增长6倍以上,其中中央财政拨款2053.6亿元,对口支援、东西部扶贫合作、企业援助等其他资金2027亿元。省级财政332亿元,比2010年的25.4亿元增长10倍以上。

第二,建立直接针对贫困群体的档案系统,以识别贫困家庭。2014年,中国政府启动了针对贫困家庭的全国备案系统。采用2010年不变的2300元收入标准,增加“两忧三保”的易识别非收入贫困指数。一方面,该指标体系把握了收入标准的维度,克服了用收入维度难以识别贫困家庭的缺陷,将容易识别的服装、食品、住房、教育和医疗作为目标指标内容,从而从技术角度解决了贫困家庭的识别问题。

第三,确保扶贫效果的准确实施。在备案卡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对贫困家庭的贫困原因进行了分类,并做出了“五位一体”的具体安排。通过发展生产、搬迁、生态补偿、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健康和资产收入,对贫困家庭进行分类。从扶贫的角度来看,分类政策有助于直接针对已经发生的贫困问题,从而避免扶贫资源使用上的偏差,确保扶贫效果。

第四,扶贫方式创新。精准扶贫运动实施以来,在2020年优质扶贫目标的约束下,涌现出大量创新扶贫模式,极大丰富了中国的扶贫实践。许多扶贫实践模式的意义超出了扶贫本身。例如,通过土地流转扶贫的实践为农村土地改革提供了经验。“扶贫研讨会”为缓解外出就业与留守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旅游扶贫为农村工业的繁荣和农业的多功能提供了方向。电子商务扶贫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

第五,第三方独立评估,以确保消除贫穷的质量。精确扶贫过程中第三方独立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实践,可以说是政府绩效管理中最系统、最严格的独立评价机制。这一机制不仅是确保减贫资源效率的制度约束,也是确保到2020年彻底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制度保障。

云南快乐十分 山东十一选五开奖结果 北京11选5 江苏快三 北京28下载